现代诗人之死zt

欲望无恙

在1986大展后，让诗歌再一次升温的事件莫过于“诗人之死”。 自杀似乎是诗人独有的特权。在中国文学史上，诗人自杀由屈原开山至终结者王国维，一头一尾横亘两千余年，构筑了关于诗人的死亡神话。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一系列的诗人自杀事件接续了这个传统。（在海子自杀之前，1987年春天，33岁的女诗人蝌蚪在自家床上割断腿静脉自杀身亡，同时她也是著名诗人江河的妻子。蝌蚪的死并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反响。）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拥抱着神的书，眼睛闭成绳索，睡在月亮的唇边。同年，海子生前好友骆一禾病逝；1991年诗人戈麦自沉北京西郊万泉河；1993，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上杀妻然后自杀，之后还有老诗人徐迟、昌耀。这不但在诗歌界、思想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和讨论，而且让诗歌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走向了公众，“诗人之死”成为九十年代被谈论最为广泛的诗歌话题。而普通诗歌读者记忆中的名字只有海子和顾城，与其说是因为二者的诗歌成就更高，不如说是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更为引人注目。
　　辛弃疾词《破阵子》有云：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当代的诗人之死当然和君王天下事无关，但同样是“赢得生前身后名”。一个令人反思的现象是，诗人生前与死后的地位间截然相反的对比。海子生前很少作品在公开出版的期刊发表，一生只自行油印过八册诗集，在诗歌界也只有得到北大几个大学同学、朋友的高度认可，1987年北京作协在北京西山召开诗歌创作会议，会上有人将“搞新浪漫主义”和“写长诗”作为“罪名”加诸海子等等。（ 见西川编《海子诗全编•编后记》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一句话，“1989年以前大部分青年诗人对海子的诗歌持保留态度”。（西川《死亡后记》载《诗探索》1994年第3期）然而，就在海子自杀后不久，诗歌界乃至整个社会一边在纷纷猜测自杀动机并解读其文化意义，一边也在对海子进行重新评价并紧锣密鼓得整理他的诗集。作为海子生前的好友西川、骆一禾最先开始以悼文的方式向诗歌界、向社会介绍、定位海子，之后整个诗歌界开始重新审视海子，从而将西川《怀念》一文中 “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充分膨胀。诗歌界内部的推崇加上海子惨烈的自杀方式让1989年3月26日成为一个真正的“神话”。海子不但因为自杀成为全国的讨论热点，也通过一死在诗歌史上占据了重要一页。
　　 顾城的死可谓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场梦魇。顾城孩子般的童话诗歌书写让谁也无法想象他会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不同于海子的是，顾城在生前已经是朦胧诗阵营里的重要诗人，但这也仅限于诗歌界内部以及部分青年诗歌爱好者。在他死后，人们在悲痛、讨论的同时，出版界却在争夺他和谢烨的遗作《英儿》的出版权。最终作家出版社在1993年10月就出版了《英儿》，并在封面上注明“作者授权唯一合法版本”（11月，华艺出版社的《英儿》也面世）；11月出版《墓床——顾城、谢烨海外作品代表集》。“作者授权唯一合法版本”，很难想象一个死去的作者是如何授权，可见此书在出版过程中的你争我抢以及良好的市场前景。《英儿》被誉为“死亡之书”，可以基本反映出顾城当时的心理状态和整个事件的过程，诗人海外的作品也同样具有可以预见的市场收益。这两本书的出版对于一位重要诗人来说的确是一件好事，但当诗集成为“出版毒药”后（ “诗集成了出版商的毒药。” 2004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先锋诗歌档案》新书座谈会暨第五届北大诗歌节开幕式上，重庆一家出版社负责人如是说。见2004年5月4日《北京青年报》。尽管此言已是十年之后，但在1993年末，诗集的出版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能够刺激出版社在一个月内连出两本同一个诗人的作品，顾城之死是最直接的导火索。1998年香港女导演陈丽英导演的《顾城别恋》上映，这是第一部将当代诗人被搬上银幕的诗人传记性电影，而且影片重心也是毫无疑问的放在了顾城的海外生活——那最有看点和卖点的传闻或者故事。
　　 当代诗人自杀事件中以海子和顾城最为引人注目。文化界的论争已经赋予他们太多的“或许有”的意义。（此处可参见西川《怀念》、《死亡后记》；王一川《90年代诗人自杀现象的透视》、王德威《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以及西渡、朱大可等人的相关文章。）然而，从诗歌传播的角度看，诗人自杀在震惊知识精英阶层圈后通过大众传媒又辐射到大众圈，出版社抓住了这个出版时机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诗人以及该事件的影响。从1991年《海子、骆一禾诗集》的出版到2007年，海子的诗集、评传、 诗歌解读等各类书籍达到12部之多（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已出版的海子诗集共有6部，传记3部，解读类3部。），这对于一个只有5年写作历史的诗人来说无疑是不可想象的荣耀。然而，这背后除了对于死者的尊敬以外，还有就是图书市场的出版策划。当代诗人只有海子和顾城对普通读者而言还能激起一丝神秘的阅读欲望，但这是基于对诗人的尊敬和对诗歌的热爱还是一种“窥探式的围观”？海子25年的生命里究竟能够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往事来做三本传记，出版的策略显露无疑。而顾城的各类诗集、传记、解读性评论更是已经达到20部之多，还有一部上文提到的电影《顾城别恋》。这些数字的确证明了诗人在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意义，“但作者的死无疑是畅销书的策划者，作者以殉身来为他人谋利益，永留芳名。”（李尚才《著书“绝招”》载《文学自由谈》1995年第2期）另一方面，由海子之死拉开的九十年代新诗，正是以一系列“诗人自杀”这样冷艳的极端方式走进大众的话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