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美丽歌声何处去？

Negro

美丽歌声何处去？


                                             绪       论
   “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让“讳疾忌医”这一成语流传于世，然而，却没有多少人能在现实中加以借鉴，国家也是如此。
现代中国人已不敢轻言批评，因为过度敏感的神经已然发了酵，批评固然不可，批判更是万万不能。自从上古时期传下来的，那种敢言天下所不敢言的精神，在一些人眼里，却成了危险事物的典范。

   读我的文字，全凭自然二字。若事先戴起有色眼镜，照搬你早年在教科书上所得到的所谓“启示”，或只根据官方媒体上一鳞半爪的官样文章，或干脆凭借自以为是的“判断”——放眼当世一代，真正有属于自己观点的，又有几人？——若果如此，倒不如放下我的文章，不读也罢。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又何必执著于片刻的荣耀，争一时间的口舌之利。完全没有那种必要。人类的思想及其文字，如果非要以某家某主义之教条为标准来衡量的话，简直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

    有些人一直把矛头对准“人权、民主、自由”这些理念，但就天然的历史角度来看，这些名词本身却只可构成思想基础，并不能代表现代国家的政治设计。
个人认为，现代国家在政体设计与组织原则上的区别，才是问题的要害。原因在于，任何一种思想的施行，都须有实际的程序理论。若说中国人反对民主，则中国政府几十年都在高呼“社会主义民主”，“人民当家作主”，可惜国家的政治设计，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是一种最先进的形式。这很可能是近年来，在东西方博弈中华夏屡屡落于下风的关键。而反对西方政治设计的论调，既经不起理论的推敲，也没有事实的依据。

    中国官方及其智囊团所炮制的一大堆宣传资料中，所有能用来证明民主政体危害中国的例子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或者说，他们的宣传和论证采用的是准编辑模式，也就是有选择的让人知道一部分，有角度的去分析。看似合理，实则偏颇。

    比如，当年苏联等东欧国家的解体，一直是官方宣传中的重要砝码。实际上，并不是因为现代民主政体本身在政治设计上的缺陷，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苏联的长期专制而又贫穷的统治早已瓦解了地方的向心力，而民族问题又积累太久。前南斯拉夫，历史上就有分裂和地方民族独立的倾向，历史遗留未去，而专制数十载，问题更趋复杂化了。历史事实早已证明，马列式的民族政策是导致政治失败的典范。未来中国，一旦发生祸乱，错误的民族政策必定是元凶之一。所有不受干扰、能独立思考问题的中国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如今太平盛世的外表之下，却掩盖着许多火药桶。中国实际上是坐在一座半休眠火山之上。

    民主导致分裂，人类史上所无！而专制导致卖国，却是一再上演的历史事实。
    一个最基本的人类常识是，有史以来，未曾听说有如此例证：该国纯粹因为实行三权分立而导致国家分裂的。所有的历史事实恰好相反，真正贯彻现代国家设计，而在其他方面处置得当的国家，都走向了康庄大道。19世纪及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因实行政治分权及立宪模式而走向统一的，不乏其例子，著名者如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而借鉴现代文明国家的模式，纵使不能跻身强国，至少也能国泰民安，或小富则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以及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等地区便是明证。有人总是援引近代历史上一些独立国家受到外国干涉的历史事件来反驳，殊不知，这些例证无一个能证明现代政体的失败处，一个强国的战略，绝无可能建立在希冀他国平等相待基础之上。颠覆和破坏一直是沙文主义者的传统。

    而中国，几千年以来，“书同文，车同轨”，天下的统一与太平成为华夏百姓热切盼望的理想，什么叫趋势？大众的心意就是趋势。所以，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或是藩镇割据等等都是人民所厌恶的，军阀混战或是搞分裂总是不得人心。同样，祸国殃民残害忠良的奸臣也为亿万人民所唾弃，这些统统都属于文化元素，被一再地搬到戏台上。因为这个文化的思维定势，未来中国，如果有了让大众集体投票的机会，恐怕那些分裂者或私自签订卖国条约的人一旦东窗事发，一定会被送上“断头台”——虽然我们的人民在平时看起来都似乎很自私！
   
     西方世界的各国政府，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实际上并不担心中国出现袁世凯或汪精卫，甚至是蒋介石或毛泽东也不可怕，因为那种爆发力确实不可能持久。西方民族主义政客所真正担心的，恰恰是未来中国出现一个现代民主政体。如果那样的话，就会激活华夏民族的无限活力，中国人的创造潜力一旦和全民自决完美结合，这将是西方鹰派的长久的噩梦!

    聪明人会疏导洪水，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蠢人的做法则是一味堵截，一味在对方用来攻击自己的名词上下绕圈子。而当今中国，似乎吸收了蠢人的所有做法，而且更上一层楼，学会了敌手政治妖魔化的手法。可惜，受惠的永远只是跳蚤，而华夏故国却是贻害无穷。



[ 本帖最后由 Negro 于 2008-9-8 13: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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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盛世”危言

    三十年回首，中国的经济数值出现了令人眩目的持续增长，社会机制和文化面目全新，几座新兴的国际大都市迅速崛起在西太平洋的中华率土之滨，国际舆论艳羡无比,……
无论是主流舆论还是网络上的民意，当今的中国，似乎空前团结，凝聚力达到了顶峰。我们的光环无比灿烂：神六飞天，导弹击落卫星，抗灾捐款，北京奥运……
然而，兴奋之余，罕有人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目前华夏的危局……

一、卧榻之侧，有巨兽觊觎！

   太平洋数潮头奔流之余波，有一二强敌环伺，挟国际政经霸权，操持有文明史以来最先进的海空作战武器游弋于中土之外，虎视眈眈，日夜不息。

    第一岛链的定义，绝不只是因为意识形态，更是关乎这个星球物种的集体本能。2008年在欧洲和西藏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再一次证明那庞大怪物具有继续制造政治污染的习惯。这绝不会因为战争贩子小布什出现在北京奥运的水立方而改变，相反，变本加厉的恶劣综合症在可预见的未来，必定会掀起更大的恶浪狂涛。

    中华国力的提高，又引发了能源的危机。东海中日分界线难解难分，钓鱼岛问题悬而未决。
    唯一通向印度洋的马六甲受制于人，把持咽喉要地的国度，是表里不一的新加坡，和一有机会就屠杀华人的印尼魔鬼。他们的背后，依然是国际巨兽的魔爪在操纵。

    南海石油，国际探明贮量足够中国使用百年之久，相当于第二个波斯湾，却长期为东盟诸国所豆剖瓜分。小小越南，强占许多中国岛礁，截至2008年初，其擅自开发的石油竟已达到250亿美元的销售额，然后再用这笔钱装备了新武器。南海新建的中国军事基地，则是一个迟到的卫士营。如果忽略了那头无形巨兽的存在，便是失败的开始。

   危机，一个接一个，问题，年复一年，原因何在？——答曰：民意民智的集体选择权始终缺席！ 所以，尽管国家机器看似强大，可惜，在帝国政治的垄断式政治作业下，民间的意见绝无实施可能。故而，无论是南海危机，还是东突问题，解决问题的希望就好比是水中捞月，泡影早在梦幻中，而我们却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幻想中无比英明的下一届。

   一个空有共和之名，实际由寡头集团政治控制的国家，其与现代民主政体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少数寡头或政治集团控制的畸形国家，而后者却是全体国民的能量释放，以集团挟被压制的国民力，长期对决一二国家的全民能量，此战虽未开，而胜败已分。

二、盛世之下，有怪胎绵延！

    中华朝廷内部，表面上万国来朝，盛宴绵延，百万官吏及无数愤青弹冠相庆，举世一片喝彩，歌舞升平之像，似旷古未有，无数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
    可惜奸党当道，纲纪不举！由极少数人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跳蚤集团，把持了国家几乎全部的政治及经济命脉，从中央到地方，贪官遍地，恶吏如蚁。在一些地方，恶势力与官府的勾结达到了自从有华夏历史纪录以来最可怕的程度。

    九六年，印尼大规模屠杀华人，跳蚤集团只是谴责了事。九九年，“巨兽”之国发动轰炸中国大使馆的行动，导致中国使馆工作人员丧生，跳蚤集团对内敷衍，对外苟且，最后不了了之。官样文章做起来却是理直气壮，美其名曰——“韬光养晦”！所谓马六甲控于人手云云，根本只是托词——莫非当年侵略南洋之日军就不需要石油么？何况，我们连一艘示威的战舰都未派去。是否要等到华人都死干净，然后才“置之死地而后生”？ 如此发展又有何意义！所谓发展究竟是为谁服务？满清末年，面对侨民问题，满清的汉人官僚尚且据理力争，一些驻外使节不辱使命，国家柔弱至此，还有正直官吏出现。如今的共和国，旗帜鲜明，上下口径统一，操作步骤整齐划一，一如天安门前旗手的步伐，看起来叹为观止，对外却如一条哈巴狗，只知摇尾乞怜，被欺侮的时候，常常只是呜咽而已。若能狂吠一阵便算是强悍了。对一个印尼尚且如此，更遑论世界强国。

    2002年之前，几乎所有近代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都以卖国条约的形式，被跳蚤集团的领袖签订就绪，我们永远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白山黑水之最北线。包括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届近代中国政府都未承认的疆界都被正式划入北极熊或东洋武士的版图。至今，跳蚤集团仍和北极熊眉来眼去，不知道下一个勾当又将指向何处。

    台海至今分裂，早已抛弃三民主义真谛的国民党不统继统，台独暗流继续涌动，阴谋勾结外敌之策，或出于内鬼城府之地，宵小奸雄之手。虽然，李登辉一手颠覆台湾，二十年来恶贯满盈，不过，举世皆知此獠卖国家之力仍未够格，充其量只是日本野兽派的台湾棋子。而我大陆奸贼当道，比之国民党出了李登辉，情况之严重何止千万倍！这已远远超越了党派问题。奸党手握大权，党羽爪牙遍布朝野，或虽不在其位，却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可以一手遮天，呼风唤雨。他们暗地里一再出卖中华利益，或者签订割地卖国的耻辱协议。

    2004年至2007年，由于个别特殊人物的出现，短暂的强硬政治昙花一现。东海就是一例。继而便是奥运政治甚嚣尘上，中华的长久利益又一次变成了政治集团的筹码，被任意交换。
    2008年初，许多海外热钱忽然重新抢滩上海，股市又开始回升。本来，这很正常，金融界早就成了西方财阀和中国太子党洗钱的场所。如果大家没有健忘的话，10年前的索罗斯基金和老虎基金是如何搞垮东南亚的？——赚钱和政治阴谋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大多数国人（主要是从接受官府教育的年轻一代），仍然处于大国上升期的美好感觉之中。人家要在西藏设领事馆——愤青们，你们以为这只不过停留在意淫层次吗？ 那我们呢？上海北京歧视国人、优待“外宾”的习气照旧，各地为巴结老外的“面子”工程照旧。大家喊完口号，仍然一切照旧！

    跳蚤党，遍地的贪官，各路神棍，网络愤青，“新左派”，“五毛”，“台毒”，“藏毒”，“疆毒”，跳梁般的新一代民运……中国的事情，就是这般，被无数乱七八糟的怪胎弄得一团糟，弄得一团糟之外，还要添加最恶劣的变质辣椒和大便予以混合。

[ 本帖最后由 Negro 于 2008-10-1 15:1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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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跳蚤政治

    在关系中华民族的国家前途方案和政治设计的争论中，对于自吹自擂的“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不好意思自打耳光，就改头换面，换一种表达方式，揪住人权话语进行妖魔化，而“巨兽”的政治进攻，则正中下怀。短短十年时间，将无数先烈为之抛头颅、撒热血的理想——已经被世界文明历史证实为时代潮流的政治理想——污蔑为不适合中国国情、且有分裂危险的误国歧途。

    至于所谓体制改革，在20多前就已经被宣布进入攻坚阶段或云深水区，然而20年过去了，仍未见分晓——深水区莫非隐伏了无数水雷？？
    由极少数人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跳蚤集团，曾经倡导所谓“改革”， 既是一部分开明人士真诚的初衷（确实如此），同时，也是更多私欲开始逐步膨胀的所谓的护身符。他们外托改革之名，内行瓜分盘剥人民之实。
    自1920年代之以来，亿万中国人民累积六十年的劳动成果，在改革的“旗帜”下被跳蚤洗劫一空，据为己有，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财阀——只可惜辱没了红色革命之名。还将这个过程定位为新的理论，很多人从教科书上听说有貌似英明决策的这么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不知道后面还有一句，“我们gongchan党的子弟为什么就不能先富起来？？”——这就是“举贤不避亲”理论的时代演绎。而且还如此冠冕堂皇！

    无数家庭家道中落，无数生命因此困顿，甚至导致了人生的悲剧，这就是所谓改革的巨大成果。比晚清改革时期更华丽更迷人的大上海，几乎就是一座充满无限生命的坟墓，冒险家的乐园却是没有说错。这正是如今中国的缩影，无比光鲜的外表，并不能掩盖无数人生活在其中的真实困境。他们有苦自己知，而许多被美国媒体称为“忠诚的下一代”，却又无法看清这座巨大坟墓的未来在哪里。
    改革多年，前途更迷茫！
   90年代后期之民间歌谣即为明证。
   ？？？（“？？？”为三字人名）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同上）像月亮，吃喝嫖赌到天亮：
   ？？？（同上）像星星，下岗工人数不清。

   然而，人民的悲剧并未就此终止，进入90年代末，21世纪初叶，中国大地上开始上演了一场更大的活剧。这场活剧，由大小大小的“跳蚤”在幕后总导演总策划，由地方各级政府作为执行导演，再由成分复杂的房产商地产商领衔主演，演出了一场现代中国大地上的“圈地运动”（抢地计划），“影片”的名称叫做“城市化建设”。无数群众，是最真实的群众演员，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家园被强制以廉价征用，并且阻扰申冤，派执法队拦截上访，——即使到京上访，他们绝不会想到，原来中国圈地运动的幕后大凶手，正是接待他们的首都官员的上司的上司或者总后台！！！！！！！！！！只有在内部利益瓜分出现分歧，或有其他政治考量的时候，再或者，衙门里猛的冒出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六亲不认的包青天或者朱镕基，群众的冒死上访才有可能成功。于是，渐渐的，跳蚤们开始失去了耐性，干脆撕下了伪装的面具，各地官吏也是心领神会，开始严密控制人民来信和上访。

    有人说，明明是跳蚤，却咬定是自己打下的江山。无数精通难得糊涂之道的华夏儿女们，请问这炎黄子孙的江山，到底属于某一家政治集团还是属于中华民族？！
    跳蚤集团，更是弄错了革命的含义。父辈祖辈，当年革命起义时候，理想不可谓不崇高，本意是将人民的江山还给人民，但是子孙却利用父辈或祖辈的革命名义，堂而皇之的反问说，江山岂可拱手送人？——指鹿为马的本事许多人都有，但是要堂而皇之地开动各级“话筒”广而告之，还要强制御用史官挥动巨笔将谎话塞入历史，写进令人作呕的红头文件，强迫亿万儿女去“学习”，去“体会”——如此作为，纵使指鹿为马这个成语中的主角赵高复活，或者一手制造无数文字狱的狗皇帝乾隆起于地下，恐怕也是望尘莫及。

     就让我们用周星驰经典之作——影片《国产零零漆》中的一句台词来结束这一部分的内容：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没想到你那些手下比你还贪心，亏你还有脸站在“忠党爱国”四个字的前面。中国，一天有你这样的大魔头，老百姓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 本帖最后由 Negro 于 2008-10-1 15: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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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谁人乱法？

                                                                                                一  思想主宰
    记得战国韩非子有句狠话，叫做“儒以文乱法”——这个观点尽管混帐至极，但对于专制政体的首脑来说，却是金科玉律（注：韩非所说的儒，泛指知识分子，并非单指儒家）。所以，若非孔孟理论中堆积着大量一厢情愿的因素，恐怕那些人猿之君连利用一下来做装饰品的心情都欠奉。

    所谓知识分子，所谓独尊儒家，不过是统治者玩弄的工具，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好比性寂寞者在手淫或者意淫的时候，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作遮羞布，或当成一次性的安全套使用，既廉价，又可免除性病！

    在统治者心目中，天下永远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想怎么分配都是私事，不过，汤武革命的传统（奴隶发抗的威力）总让人惶恐不安，再说内部还存在一个分赃问题，所以，儒家的很多理论还是可以利用的，只不过凡是思想都有两面性，理论必须强奸改造，这是在饕餮或作恶之时，让强盗行径更加程序化、合法化、神圣化。
不过，权力的魔力总是让人陶醉，忘乎所以，无论是圣人还是混蛋，无论是英雄还是狗熊，概莫能外。

    汉武帝晚年亲手炮制巫蛊之祸，可曾想到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满清诸伪帝大兴文字狱（尤其是乾隆），对汉人屠戮之时，可曾想过“克己复礼”（《论语?颜渊》）？

   孔子真是不小心，居然还说出了“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注：语见《论语?泰伯》）这样令统治者难堪的话，那些忠实的弟子们却一字不漏的记录下来并流传后世。另一方面，号称信奉孔孟之道及圣人之学的儒生队伍里，也常常冒出些叛逆之人，比如孔融，李摯，顾炎武，黄宗羲等等。

    民国时期，先由袁世凯尊孔读经，后有蒋氏新生活运动，到了zhonggong上台后，孔子的牌位一下子被彻底打翻在地，可惜，另一尊活偶像随之确立，祸乱二十载，一朝平反，却是跳蚤集团全面剥夺国家的开始。而今，朝野拜祭孔家旧店，年复一年，加上所谓精英学者信口雌黄，刻意逢迎，曲解诸子百家，胡说论语心得，愚弄苍生。

   忽然想起稼轩公的词句，“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细细品来，颇有神似之处！



                                                                二  “操作教程”

     对待文化和知识分子，邓集团耗费近二十年的国家成本，重新为统治的合法性设计了“操作教程”，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思维彻底“格式化”教育
    邓曾说，“改革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邓《文选》第三卷），邓此语发表于80年代，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来看，邓所说的教育，其要求须符合邓改革的目标如下：

   （1）为经济发展培养技术人才，包括技术官僚和普通专业人才。
确定教育和人才选拔的机制，具体来说就是建立非终身制的人事制度。事实证明，任何一种的制度，即使不太不健全，其草创的初期，也有可能会有效地帮助统治集团更“专业”的进行社会控制。更可况，新兴统治集团并不缺乏优越的历史资源，例如，建立于五六十年代并于1977年恢复的“全国统一高考”，就有着类似于明清科举制的参照优势。
   （2）为国家重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
对知识的尊重比之人才机制更为重要，邓集团曾努力恢复因文革所带来的毁灭性文化破坏。熟知史事的人都明白，80年代的文化复兴政策只能说是补救措施，而非创新之举。
    （3）培养下一代对本集团无条件的忠诚度。借用海外反对派的词汇来说，即所谓“洗脑”。思想宣传的重要性，无论在执政，或在野，这都是所有野心家的第一蛊惑要义。
    当然，执政资源的丰富，是“洗脑工程”获胜的先决条件。对80后的思想改造，跳蚤集团可谓成功一半，失败一半。

（二）文化领域“圈地”
     文化领域的“圈地”，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简单的说，就是设立文化禁区，不准研究或不准探索。比如，众所周知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下， “文革”研究就成了一个文化研究的禁区。
     90年代初，学界某杂志曾有一幅漫画，画上有一个圈子，其中若干地域写着“小心地雷”，圈中有一队人，为首者举着一杆红旗，领着后面学者模样的人在小心走路。这幅画，十分形象的刻画出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真实现状。

（三）官方话语创造
1、重新打造所谓“与时俱进”的官方话语，是一整套用来维护集团既得利益的话语。
其核心是对现代国家政治设计的理论基础比如“民主、自由”等理论进行“妖魔化”工作。从1988年到2008年的二十年间，所创造的最著名的“妖魔化”论断如下：
（1）实行民主会导致国家分裂；
（2）“三权分立”不适合中国国情；
（3）西方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这三个炮制出来的结论，在跳蚤实验室中的研究者自是得意无比。已堪称歪曲中经典，史上最牛之蛊惑经典言论。
其中第一项和第三项论点，最容易蛊惑广大人民，也最容易混淆视听。平心而论，第三项观点似是而非，因为西方政界一直存在鹰派，沙文主义者一直未曾死绝，确有颠覆之中国之企图，民主和人权都成为“颜色革命”的招牌。但实际上，西方妖人真正动用的底牌，岂是几个空头概念而已。
这一妖魔化工程的直接后果是，任何与民主救国有关的方案都被扭曲成叛国的表现。

2、对付民间的话语
    背景是在1992年之后，创造主体则来自地方。这里以群众上访或申冤的问题为例，最常见的文件及官方新闻术语如下：
“不明真相的群众”、“一小撮”、“少数”、“不法分子”、“ 打砸抢”、“破环安定团结”、“犯罪分子”、“态度恶劣”、“粗暴”、“殴打执法人员”……2004年以后又增加了新的词汇，叫做“和谐社会”！注意，“和谐”经常可以脱离“社会”二字使用，变成一个动词（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想吧）。

    某些时候，还要和另外一些词语搭配使用，比如“人权”、“民运”、“台独”、“间谍”等等，而一旦被这些词语搭配上的上访者，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比“死无葬身之地”还要惨。这些，都已经成为新官场之潜规则的一部分。

[ 本帖最后由 Negro 于 2008-9-6 15:5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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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的歧途

和英雄的辛亥革命党人相比，和20世纪早期国共两党的杰出人物相比，如今许多号称在为中国着想的那些人，无论是新左派，还是新一代的海外民运，他们宣称的救国情怀都显得苍白无力，所谓救治社会的主张，更是脱离中国实际。

一、 新左派与愤青的大合唱

“新左派”一词，最早见于90年代的《读书》杂志。当时著名的新左派有胡鞍钢，崔之元之流，其与“愤怒青年”的合流，则以《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及其风靡一时作为标志。起初的意义似乎只是普通民族主义情绪的合理表达，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情况逐步发生了变化。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开始逐步泛滥。

更为关键性的事件是时隔两年后，即九九年的美国导弹炸馆，及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
       这两件事在中国年轻一代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促使很多对美国人心存幻想的中间人士美梦破灭，头脑开始清醒，其中极少数人开始新的探索——真正为中华谋永久福利的新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则使更多的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向“左”转，一个貌似很合理的逻辑就是，如果老毛在的话，便如何如何……看到美国人这样嚣张，欺侮到了中国人头上，于是很多人忘记了文革的惨祸，开始做起了毛派复辟梦。

历史惊人的相似！满清末年，因为外部的威胁，对清政府不满的各路豪杰，曾一度重新归于满清黄龙旗下，保皇党改良主张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并非偶然。1899年山东义和拳团体内甚至还出现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所不同的是，当代的民族主义，无论是爱国的热诚，还是救国道路的探索，都远远不如清末的情形。
纵观今日之网络世界，盲目的崇拜和不知所谓的愤青言论充斥视野。一种新型的“网络文革”机制已经逐渐成熟，当局已经无需亲自出面，就可以随时操纵发动对任何人的人身攻击。到了这种统治“境界”，可说是收发自如。

网络红卫兵满天飞，动辄便叫嚣抵制！仔细推敲，便知弱国心态挥之不去，色厉而内荏，盲目，吞噬了个性思考，愤怒，压制了不同声音，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中华民族的福气！当时代为一个虚无的名头所左右潮流的时候，恐怕我们离真正的分裂或者动乱也为时不远了。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这种非理性的民族情绪得不到有效控制的话，长此以往，国家迟早会毁于这批人手中。

更可悲的是，清醒思考之后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网络过滤的词汇也越来越多，以前出了FLG,就把FLG,过滤掉，2008年初藏毒闹出了动静，又把藏毒过滤掉，所谓“敏感”的词汇库也越来越大，说不定哪一天，国内的网民大约只能用26个字母来交流了，到那时，我们的新华字典也可以废除了。当然，这样的笑话并不好笑。

写到此处，忽然想起年初刘德华《三国志之见龙卸甲》中的两句话来——
“是时候，去完成最后的任务了”
“我赵子龙这辈子只走了一个大圈，一个很美丽的大圈”
这部片子个人感觉拍得很烂，但是这两句话倒是说得很拽！

我在想，我们中华莫非也只是走了一个大圈，一个很美丽的大圈而已？如果真是这样，那一定还有千千万万个赵子龙在等待出发！是杀开一条血路，还是去“找回失去的记忆”？

[ 本帖最后由 Negro 于 2008-9-6 15: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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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四启蒙运动之滥觞

    清末民国之背景，造就了五四一代学人和青年。1915年岁末，蔡元培掌校北大，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口号，陈独秀与胡适则首倡白话文运动，开始中国近代启蒙之路。根据李泽厚的理论，救亡压倒了启蒙，使得这场不彻底的文艺复兴运动逐渐式微。本人认为，后五四时期的成果更为杰出，但其终结标志，则是五十年后期联合政府梦想的最后破产。

    无论是七十年代的民主墙，还是举世震惊的八九之事，其表现形式与内容都不同于“五四”。虽然如此，只要你全面的了解近代史，就不会否认他们之间的深刻渊源，时间跨越近百年， 真诚的理想又一次在无数单纯的青年中开放出最美丽的花朵，虽然总是惊鸿一瞥。

     当然，天安门前的学生领袖行列中同样走出了自私的小人，而千年历史的道德在促使就义者勇往直前的同时，也常常变成沉重的包袱，政治权力总是成为革命过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多数理想者总不免沦为权谋家。在失败的恐惧和绝望中投身于西方虚无的政治土壤，成为自我理想的敌人，也为中国执政者提供了顺理成章的舆论封杀借口。在海外的生活，则离中国越来越远。偶尔有一二义士振臂高呼，轰动一时，但随着一代人物的相继年迈或辞世，这个阶层终于为新一代的人士所替代，而新一代人则更为浅薄无知，而道德人格远不如他们的前辈。个别团体，甚至连形式与内容都发生了倒退，这就不得不谈到神棍的出现。

[ 本帖最后由 Negro 于 2008-9-6 15:5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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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棍“出世” 妖言惑众

      神棍组织，史不绝书。
      汉末太平道起义，东晋孙恩起义，元末明教起义，清代之白莲教起义、拜上帝会发动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和拳之乱等等，都是神棍组织发动的。可惜，除了上述这些少数实例或可勉强称之为“起义”之外，神棍组织绝大多数时期的存在，其意义，多半只是为祸苍生而已！
     
       神棍组织生存的第一要义，是一个字：骗！
所谓骗，简而言之，就是装神弄鬼，有请神之说，“神灵”附体，或自称能与“神灵”沟通，借神祗来号令民众。
汉末五斗米道首脑张鲁就靠一个“骗”诀，获得了汉中人民的拥护，成为汉末割据一方的军阀之一。东晋末年，孙恩败死后，五斗米道为卢循继承，一度为朝廷招安，做了交州刺史，后来乘刘裕北伐中原之机，发动叛变，险些攻入健康(今南京)，五斗米道也纯粹沦为野心家的作乱工具而已。元朝的全真道则助纣为虐，欺压全国汉人百姓。所谓“洪杨革命”之初，便是杨秀清伪装“天父附体”，太平天国诸王及诸将进入南京后的荒淫残暴，尚不如满清与蒙元。义和拳号称刀枪不入，他们创造的一项纪录，是举凡中国野史神话或正史中出现过的著名英雄人物，都成为随时可以被“请”来的神仙，同时也具有其人神功为其“护体”。发展到义和团运动后，虽然有反帝的美名，却也留下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的后遗症。

      然而，这在从前鬼神迷信发达的时代，或可谅解，而在科学昌明的今日，则是罪恶之源。
红帽子党几十年都强调党性，现在又有神棍组织强调神性。个把有权力欲望的人，建立这样一个深刻迷信神棍理论的组织，骗取了无数善良的中国人成为他们的信徒，进而成为政治牺牲品，和朝廷里红帽子党对抗——然后再利用无数信徒的鲜血去为自己的组织谋取更广阔的膨胀空间。

       从根本上说，神棍组织是中华内部产生的一个怪胎，也是大中华的心腹大患。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只要是人，就有人的特点。就单纯的广大信徒而言，盲目崇拜所谓的神，其情可悯，就野心家而言，则其心可诛！
固执的党性理论已经祸患无穷，如今又来了个更加荒诞更加丑恶的神棍团体，除此之外，还出现过其他更小的神棍组织。从其宣传口径上来看，其开宗立派的根据则更为浅薄，其真实目标也更为无耻。

       党性也好，神性也罢，都不能替代人性和民族性。无论谁在台上， 都会出现将组织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的危险。固执的党性理论已经害苦近现代的中国人（包括孙文之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内），无数鲜血写成的历史事实早已证明，没有任何人性理论做依据的政治设计，最终的后果，不仅仅是昙花一现，同时也是祸乱天下之开始。

       借用李连杰《黄飞鸿?铁鸡斗蜈蚣》中的一句台词来结束本章内容：
    “中国，已经风雨飘摇，却还有你们这些人在妖言惑众！”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Negro 于 2008-9-6 16:00 编辑 ]

暗香疏影

叹，这头狮子，还要沉睡多少年才能真正地醒过来？

Negro

第五章  历史化石

                                                      

  一 内耗与内战

     内耗，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命运的一个重要顽疾。内耗发展到极致，自然就是兵戎相见了，便成为内战的起源。
     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写到刘裕二次北伐失败时有如下评论：

     “然旧时的英雄，大抵未尝学问。个人权势意气之争，重于为国为民之念。以致同时并起，资望相等的人物，往往不能相容，而要互相翦灭，这个实在使人才受到一个很大的损失。刘裕亦是如此，到灭秦时，同起义兵诸人，都已被翦除尽了。手下虽有几个勇将，资格都是相等的，谁亦不能统率谁。而刘裕后方的机要事务，全是交给一个心腹刘穆之的，这时候，刘穆之忽然死了，刘裕放心不下，只得弃关中而归，留一个小儿子义真，以镇守长安。诸将心力不齐，长安遂为夏所陷。刘裕登城北望，流涕而已。内部的矛盾，影响到对外，真可谓深刻极了。”  (《中国通史》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

     因为专制和独裁的制度，人格大都被权术文化所污染，人性被扭曲。国人的智慧与本事，则绝大部分都在内部的争斗中消耗殆尽。所以，外部强敌犯境之时，已经无力再抵挡。偶有名臣良将之才，或有扭转乾坤之力，却无施展抱负的政治环境。八王之乱的结果是五胡乱华之祸，中原的汉人几乎被后赵与羯人灭族。残唐五代混战不休，却让契丹坐大。宋朝故事更是让人扼腕，“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渡河。”岳飞及韩世忠诸将皆有中兴之才，可惜岳家军未败于敌手，却败于十二道金牌，徒留下一段千古恨事。明末关宁铁骑无敌于天下，满洲八旗进攻二十年，不能越一寸土地，不料前有崇祯杀袁崇焕于兵临城下之时，后有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可杜撰一诗云：
     自毁长城空余恨，谁知祸乱起萧墙！
     不是朝廷误杀良将（宋岳飞遇害及明末袁崇焕被杀），就是诸将投敌，昔日名将反戈一击！（明末洪承畴、吴三桂等投满洲助清灭明）！

    再看近代一例：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梁启超《李鸿章传》）

    一国的封疆大吏，可以做出这样的荒唐事，成为国际笑柄。为何如历史故事会一再重演？除了官本位的因素之外，腐烂透顶的政治制度，丑恶的内耗文化这两大毒瘤是此顽疾的病根。

[ 本帖最后由 Negro 于 2008-9-6 16:02 编辑 ]

Negro

二  革命的悖论

     1913年 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他痛定思痛，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组织过于松散，国民党人没有统一响应领袖的反袁号召。于是，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所有党员必须宣誓效忠。在这一过程中，辛亥革命功臣黄兴坚决反对，从此，海内闻名的“孙黄”二人开始分道扬镳。

    孙中山的困境在于，革命目标最终指向的是自由和民主，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却必须建立一个与民主理念相反的集权组织。这个悖论的出现，不仅仅发生在辛亥革命后的革命党人身上，也发生在历史上其他著名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派专政，留下的一句“以革命的恐怖对待反革命的恐怖”，至今让法国革命蒙羞。大文豪雨果的传世之作《九三年》，就反映了这一历史悲剧。

    孙中山的另一个失误在于，他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只有他孙中山一个。也就是说，若他不能解决革命目的和组织设计之间的悖论，那么他所留下的集权领袖模式，其最终的走向必然是辛亥革命党人理想的反面。

    虽然，“三民主义”的经典学说，还有“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设计，似乎可以成为制约集团权力的理论基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缺憾。可惜，历史没有给予孙中山以最后解决悖论的机会。
    1925年之后的中国革命，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类似孙文似的，可以让各派人物、不同政见的人物皆能真心接受的领袖人物。

    看看近代三个形式上的统一政权：
    第一个，是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于专制复辟有余，于民主主义则不足论。
    第二个，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22年内忧外患，治下十余年中数权并立，三次迁都，来去匆匆，根本没有实现革命理想的可能性。
    第三个，就是毛泽东的红色中国，却只是一个停留在名义上的革命政体，夺取政权的经历，完全堕入了上述关于革命的悖论，其革命组织的反民主性远远超过孙中山的设计，甚至也远远超过法国1793年的悲剧；至于其革命的目标，更是模糊不清，借来邻居家的所谓“主义”来进行革命。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走向了革命的反面，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再一次重复了改朝换代的过程！

   历史，它一直在我们身边，没有过去。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将是一个阴影，笼罩着迷茫中的华夏儿女。

[ 本帖最后由 Negro 于 2008-9-6 16:10 编辑 ]

Negro

三、 贴标签思维

    或者，可以这样说，文革思维早已成为中国人思维模式的一部分，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其中，最关键的祸害就是给人按一个所谓的罪名，我们称之为贴标签。
无论是跳蚤党的前一代，还是反跳蚤党的人士或团体，概莫能外。
当年，因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无辜枉死。如今，一些貌似民主的组织内部发明了一些新的罪名，例如“五毛党”！这个古怪的称谓颇类中共在野时代的所谓“小资产阶级”。一些脾气倔犟的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比如王实味，就被进一步污蔑为“右派”，直至被污蔑为“反革命”而被秘密处决（1947年）。
那么，未来的世纪，是否会再次重蹈覆辙呢？

Negro

第六章  未来挑战

一 西方新民族主义的威胁

       历史事实一再证明，西方的民族主义政治集团，多年来对中国所做的，归纳起来就只有三件事：

     一是致力于破坏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曾记得，辛亥革命爆发之年，正是西方支持垂死的满清政府，运输野战炮给袁世凯，公然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并在外交和财政上配合袁世凯的军事动作，使新生的民国政府陷入困境，后来遂有南北议和及迁都之事，导致中国革命功败垂成。

     有人或以四九年英舰炮击南京为例，试图做反证，可惜这个干涉例子并不十分有力。别忘了，“新中国”成立时，多少还装饰了一个多党派合作的门面，当时中央所有政府部门的副职几乎都是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而美国人及西方各国在那时代对中国的新政权走向并无深刻认识。只是因为对共产党苏联的畏惧，凭借国际竞争的本能在行事。而美国人要求蒋介石建立民主监督的诉求，主要是为美援助资金为抗日计，并非真心希望中国强大，更关键的是，其时代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当时法西斯肆虐，自保，且战胜法西斯成了西方第一目标，别的自然就暂时顾不上了。至于朝鲜战争发动的真相更是一笔通天烂帐，不提也罢。  

       二是用各种方法“共享”中国的财富，以前是用洋枪洋炮来抢，现在则是国际金融炒家与投机分子。方式迥异，表面上硝烟不再，而其中的凶险处却是有增无减。

      三是蚕食、颠覆、分裂中国的国家领土。满清时代直接用强盗方式，说占领就占领，而对付北洋和蒋介石政权就困难多了，则开始唆使境内的分裂派势力活动，从非法炮制的麦克马洪线事件中，即可见一端倪。
而今日世界则发展到一个新的极致。西方已经出现了一种超越地域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新民族主义，2008年上半年在欧洲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将永生难忘！

      这种极端情绪的出发点已经不再是一些御用专家所宣称的所谓“博弈”，而是更残酷的未来新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将一何种形式出现，我们尚难以预测。

Negro

二、国力开发与政治设计

          一种强大且能长治久安的国力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需要很多条件来配合。
          但是实行了新政体改革以最大限度的激活潜力之外，还需要其他天然条件来配合。而我国在这一点上并不需要惭愧。
国家竞争，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互相兼并更是极端。但是，若不施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在环境、资源和人力相仿的条件下，那就更非新文明的敌手了。譬如，今日之古巴，只是被困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失败的文明。而朝鲜的金太阳政权，如此压抑人类潜力的政治模式居然存在至今，关键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实在是托了中国的庇荫之福。若非国际因素及地缘政治的考量，换了秦始皇的帝国与百越之争，这类国家不早灭千百回了。

         今日中国，之所以能暂时与诸强国同列，且貌似后劲很足，绝非因为制度的优越。从社会与自然的角度来看，因素有四：

         第一，我们中国人发展经济的能力自古以来就是冠绝世界。
         宋朝极为发达的海外贸易，明朝江南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铁证。别忘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就是汉人发明的。

         第二，是国人积累几千年的智慧在短暂的团结中发挥了作用。
         四大发明有三项出在宋朝，明朝自制的远射程火炮，到了林则徐时代的满清却造不出一门。若非蒙古侵宋，满洲灭明，使得华夏文明的正常进程被野蛮的异族统治打断，科技爆炸与工业化的浪潮未必会先关照不列颠。可惜，这种向心力总是为时甚短。当年海外科学界华人纷纷回到祖国的景象，今日已经很难想象了。当初来归，是冲着“新中国”这个令人热血澎湃的名头，并非某党或某领导人的“伟大号召力”有如此魔力！中国，是四千年以前就开始诉诸文字流传后世让无数子孙效忠的龙兴之邦——而并非任何一党或一派的私有财产，他是炎黄子孙共同拥有的祖国。

        第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制造的大量廉价商品使得中国暂时居于世界工厂地位，暂时居于贸易顺差地位。而这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却是来自前三十年间以巨大的政治代价换取来的人口数量上的红利，也就是50至70年代中国的婴儿潮。
      一如美国战后的婴儿潮为美国的持续繁荣奠定基础一样。有人以为完全是毛的缘故，其实，人口的增加是有自己规律的。中国近五百年以来，土地开垦的数目的急剧增加，新资源，新生活方式的出现，都是刺激人口增加的动因。而人口本身也在创造新的经济基础。这实际上是一种自然循环，也是社会发展的一面。当然，对于人口的增加，各界是有不同意见的，这里就暂时搁置此议。

       第四，自从明朝以来的五百年间，中国政治上出现了数次建都南方的现象，在六朝开发江南的基础上，南方沃土及资源终于得到全面的开发。连大西南这样的地方也已得到了有效的移民和开发。这是中国战略纵深和经济基础加强的确凿证据。
      也正因为如此，腐败透顶的满清，其国力居然一度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而蒋介石的抗战，也正是凭借了大西南的战略基础才有了八年的韧力。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土地资源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地表之下，或海洋之纵深处，往往蕴藏了巨大的能源。当年，那些被看成是“冰天雪地”被占领国土，竟是未来世界的支柱！

        有人说，这四个因素如果缺了政策作为前提，便是一纸空谈，于是进一步推论说，现在的政治设计应该是完全合理的。这话貌似真理，其实是将因果关系颠倒了。为社会发展及资源开发提供最基本的政策渠道，是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合格的基本条件，如果在这方面做的一塌糊涂，那就连统治者都不配做了。所以，秦朝、西晋、隋朝都是短短数十年就瓦解了，蒙元坐天下仅七十余年中原即大乱，至于满清后期倒行逆施，则终于为辛亥革命的洪流所推翻。

        何况，如今的政权还是一个身处现代社会的中央政府，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他离祸乱也就为期不远了。
        庞大的华夏，政治上只要稍稍上了轨道，那股似乎长期隐伏地下的神秘国力，总是有惊人的爆发奇迹。历史上的唐朝，在李世民登基后，短短数年，便打败了强敌——突厥。明末，政治似乎败坏到了极点，但是崇祯初立时，整顿朝纲，铲除奸贼，重用袁崇焕。使得皇太极那个渺小的满洲险些无葬身之地，差一点，就改写了中国历史。政治设计的考量之一，就是与国力开发有关。

        纵观古今，到底何种政治设计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国家潜力，这四个基本因素便提供了四个角度，当然实际上还不止这些，比如可持续开发的问题，现代工业化是一切新科技改革的基础，能源问题是核心。
     
   不过，事实证明，每逢贪污横行、权奸当道的时代，国力开发及可持续开发就成了大问题。而不幸的是，专制制度是最容易导致奸贼或小人当道的一种政治设计，导致割地卖国更是必然趋势。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前面有不少这样的惨剧。这里再说两个：
         一是明代嘉靖时之严嵩父子，天启时之魏忠贤祸乱朝廷多年，竟然能长期屹立不倒，难道仅仅因为皇帝昏庸？恐怕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国的专制制度，为权奸打开方便之门；
    第二个例子：近代的中法战争不败而败——明明冯子材在镇南关打了大胜仗，结果满清政府却还要割地赔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的法国内阁在接到败报之后，很快就在人民的抗议浪潮中垮台——尽管当时的法国政治改革道路尚未完成，但比起满清政府确实强多了，因为它算是一种可以问责的政治设计，只要出现一次严重的祸国事件，就没有资格再掌权。
    战败之后的割地赔款，对一个国家的国力及潜力的巨大危害是不言而喻的。而出现上述的荒唐事件，大约也算世界历史上的奇闻！



[ 本帖最后由 Negro 于 2008-9-8 13:39 编辑 ]

Negro

三  近期战略目标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是复兴之路。
    复兴的意义是让中国跳出一治一乱的怪圈，并且长治久安！
    别的不谈，这里只提两个先决条件，一是为改革派落实主张的去除极个别障碍（极个别既得利益者，如果不愿意接受改革，那就通过合法渠道罢免他的权力，但未来的改革派所使用一切手段都应当是符合文明的），为新政做好铺垫；二是文化复兴。通过改革，彻底解决掉内部的机制缺失，这样就有了渐次缓和内外煎熬的希望。而通过文化复兴，则有了国民能量持续开发的源泉。
    现代战争的“战场”，不仅在军事对峙（或发展为武装对抗或对射），也在经济领域中博弈！（经济战略本人不敢轻言，请专业人士为我补充，谢谢！）我这里只谈广义上的中华战略目标！

    这里谈谈领土斗争的目标，我归纳为八个字，先南后北，东拖西压。
    首先是南海的岛屿问题，那里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使用年限可达百年之久，如果越南等国希望共同开发，这都可以商量。但前提是整个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只允许中华一家。这样，我国势力范围可西控马六甲，东出太平洋，对日美台战略线造成南线突破和钳制之势。
    但究竟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则是一个巨大难题。周边都是小国，从舆论或道义上看，似乎师出有名，但东盟作为整体并不是容易对付的。看来，未来中国的战略应该是致力于设法打破东盟这个死链接，方能破了这一局。
    真正控制南海之后，才谈得上突破第一岛链即突破中线的底气与资本，美国日本不敢轻举妄动也就成为此消彼长的开端。等待时机，来日方长。有人认为，不如我们慢慢等候美国的衰败周期到点，美国日本或将不战自垮! 如不然，再另图他策！这似乎过分乐观了些。也有人则提出，金融手段打冲锋，军事实力则主要在后压阵！
    接下来，便是要面对似乎更为遥远的北方领土问题，即自19世纪以来为俄罗斯所侵吞、蚕食的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问题。
   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对于俄罗斯，得三管齐下，经济压迫，金融打击，然后在谈判桌上见！至于是不是要出动军队得看情况。当年老祖宗是在谈判桌上丧权割地，在将来，我们也可以同样在谈判桌上光复失地。

   第二条路，是一治一乱的老路，这是一道小学算术题目，谁都会做。读过一点中国历史的都知道怎么做这道题目，就是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及宋元明清这类公式，做个简单的符号添加就行了，非常简单。当亿万国人的恶劣习惯汇聚起来，而且发酵时间足够的话，历史惯性自然会发作，于是周而复始！这本来并不一定都是答案注定的数学题，就这样存在着被历史再次惩罚的危险。

   我个人坚信，那些有能力影响中国命运的人，如果能够真正认清中国历史的发展潮流，并且具有彻底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尽可能的消除导致内耗的因素，最大限度的开放言路，无论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就一定会有合理的解决方案。等到天时、地利与人和都在华夏的时候，便是中华民族获得长久幸福的真正起点！（全文完）
                                                                                                                                 二零零八年于西班牙

[ 本帖最后由 Negro 于 2008-10-4 22:51 编辑 ]

Negro

『附录』：近代启蒙运动史档案

      “五四新文化”以1919年轰动世界的爱国运动得名。
       五四启蒙领袖之一陈独秀，后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和另一启蒙运动的中坚人物李大钊一起缔造了中国共产党。此大侠式的文化人在随后十年诡谲的政治漩涡中终于身败名裂。曾一度为蒋介石囚禁，始终未曾屈服。流落四川时，开始研究旧学。四十年代初，延安派来使者表示，可以恢复其党籍并迎其至延安，但前提是放弃“二次革命论”的主张，遭到陈断然拒绝。1942年，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之中，客死于四川江津。

       另一位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胡适，1919年与李大钊进行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著名辩论，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27年后几次设法营救陈独秀。先后任北大校长及中国公学（在安徽）校长，在许多文化领域都开启了现代研究之先河。1948年为沈崇强奸案出庭做证。1949年与陈寅恪一起离开北平，后随蒋介石去台湾，五十年代至美国。大陆猛批胡“大毒草”之时，胡看了几篇，批“不值一驳”四字，便不再。终其一生，保持自由主义及全盘西化之主张。60年代回台湾，在自己的生日聚会上心脏病发作去世。
五四黄金十年（1916年初至1926年末）中的其他著名启蒙人物有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周树人（鲁迅之名在1926年之前一直属于秘密）、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等。

       五四时代，前后20年，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由于信息渠道的限制，今天的年轻一代对这些人的了解十分有限。
       比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游行行列的总指挥是一个名叫傅斯年的学生，后来成为一代著名学者，其学术成就不在郭沫若之下，后来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再比如，在胡适担任校长的中国公学中有一名叫罗尔纲的学生，曾长期伴随胡适，帮助整理其父资料《胡铁花全集》。得胡指点，加上自己的努力，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第一个考证出《水浒传》的实际作者是罗贯中的便是此人）。
      至于，在五四时代因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青年，而走上救国道路，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有不少人分别加入了国民党或共产党，成为近代中国的政界或军界中的精英人物，少数人甚至成为领袖。毛泽东在延安时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亲口承认，其少年至年轻时代的偶像，先是“康梁”，后有“陈胡”。

     新王朝建立后，先有所谓1955年“胡风集团”案，然后是大肆批判“大毒草”胡适的思想，继而就是对其他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下毒手。1957年在“引蛇出洞”的阴谋（有人自称阳谋）中，无数人被罗织罪名打倒，其中所谓“章罗同盟”最为著名。“章”即章伯钧，“罗”即罗隆基。这一年的冤狱涉及50万右派（1997年出任总理的朱即在这一年被打成右派）。也就是说，在文革开始之前，中国启蒙运动硕果仅存的主要文化人，及早期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均已被一网打尽。

欲望无恙

拜读大作，留个脚印，闲来慢慢品尝
利益世界的博弈，牺牲最大的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看看股市象升降机和座山车那样，让多少人神魂颠倒，财富被利益集团一次次的抽血，善良的人们或者默默忍受，或者唉叹几声，世道不济，却不找根由。政治家是阴谋家，一点都没错的，当他们签完那些卖国条约时，哪里想到了群众的利益，对内强压民生，对外又是投桃送李，就像宋辽的潭渊之盟。新名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和谐社会，又可以在中国之官场演绎出百态，成为剥削和压榨群众的鸡毛令箭了，官字两张口，有口难辩之。至少在每朝每代都出现过清官一两个，可是现今，恐怕连这个词都要成了贬义了。官商勾结，太子党走私，公安保护伞。。。。。。
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家族利益，群众利益。。。。中国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了，楼主分析的比较透彻
到底是盛世还是剩世，拭目以待了

风过雪无痕

顶下 好文采

木風郎

我觉得开幕式很好
只是个别中国人认为有问题。。。。。。。

Negro

本人在这篇文章中笔误不少，比如
文中提到近代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这是事实。但是“割地赔款”却不准确。
在条约中，满清政府的让步，使得中华永久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可勉强算得上“割地”，但是满清政府此次并未赔款。

中法战争的有关资料(转贴)

1885年3月下旬，广西老将冯子材率领镇南关守军经过反复拼搏，击退了法国侵略军的猖狂进攻，取得了镇南关大捷。随后冯子材挥师南下，乘胜追击，一举收复了文渊、谅山等地。与此同时，西线滇军和黑旗军配合，大败法军，取得了临洮大捷，并收复了广威、老街等地。然而4月7日满清政府却发布了前线各军停战撤兵的命令。1885年6月9日，满清政府派遣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签订《中法新约》，清政府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并在中越边境指定两处开埠通商。

这种结局的出现，除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外，又与列强联手侵华有密切关系。英国政府要员葛兰斐尔表示“中国的任何胜利都会一般地对欧洲人发生严重的后果”。列强们害怕中国获胜会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同列强的抗争力。

早在1884年，法、日侵略者就密谋南北联手，共同对付清政府。那年夏天，法驻日公使与日本自由党首领后藤象二郎秘密商定，由法国提供一百万日元及其他可能的军事援助，支持日本在朝鲜进行颠覆活动。法国企图借此在北方牵制清朝的北洋海军和陆军，便于它在越南的侵略活动。日本侵略者的目的则是乘机扩展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同年12月，日本果然支持朝鲜亲日的开化党发动政变，挟持国王，组织亲日政权。这次政变虽被驻朝清军及时粉碎，但日本仍借机要挟清政府。清政府之所以在中法战争中向法国妥协退让，惧怕法日两国南北夹攻是一个原因。

中法战争在军事上中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不败。然而操纵满清政府大权的慈禧太后却将此作为妥协求和的资本，比如，李鸿章也主张“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中国基本上接受了法国的侵略要求，所以中国是不败而败。而法国作为战争的失败者，却基本实现了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主要目的。法国不仅夺取了整个越南，而且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还首次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所以法国是不胜而胜。

总得说来，有三个直接原因导致了“不败而败”局面的出现：军事实力虚弱、周边环境的恶化、列强的压力。